
李佩甫,1953年生于河南許昌,作家。曾任河南省作家協會主席、河南省文學院院長。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生命冊》《羊的門》《平原客》《等等靈魂》《河洛圖》《李氏家族》等,中篇小說《黑蜻蜓》《無邊無際的早晨》等,出版《李佩甫文集》(十五卷)。長篇小說《生命冊》榮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每次談到讀書,李佩甫都由衷感恩。他說:“是讀書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被赝甯懽髦返拈_端,確實如此。
1976年,佩甫技校畢業,順理成章地被分配到許昌市第二機床廠??墒?,這個剛當上工人的青年,卻在年底寫個短篇,寄給了《河南文藝》。雖然,修改后的稿子未被刊用,但佩甫的寫作熱情卻鼓脹起來,一發不可收。不久,他作品發表,去省里參加討論會,還被借調到南丁籌辦的《莽原》雜志社當編輯。
前腳踏進工廠的大門,命運之手就把他拉到了另一條更合適正途的起點,看似偶然,其實是必然。這是從童年起就熱愛閱讀的孩子,在歲月中悄悄準備好的志趣發力了,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推到作家這個位置上來。
一個終生勤勉誠懇的學習者,自是時間愿意幫助的人。
生活還有另外的樣子
佩甫記憶清晰的第一本課外書是《說岳全傳》,那是小學三年級時,他在姥姥家找到的殘缺本。如饑似渴、連蒙帶猜地閱讀后,他對文字世界的好奇與向往濃烈起來。后來,他用螺絲糖、酸杏、橡皮或者從姥姥家帶回來的蟈蟈籠,跟一個同學交換書籍看。同學的父親是清華大學畢業生,家中藏書豐富。在夜晚的煤油燈下,佩甫大量吃進能找到的精神食糧,連環畫、“三紅一創”、《三俠五義》《聊齋志異》、蘇聯文學作品……偶然,他還能讀到一些英法中短篇小說。在這些書當中,佩甫最難以忘懷的是《古麗雅的道路》,作者是蘇聯女作家葉·伊林娜,譯者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任溶溶。下鄉當知青后,勞動強度大,但佩甫對文字世界的癡迷不減,他貪婪地掃蕩完其他知青帶的書,甚至包括《護理學》,實在無書可翻了,他就工工整整地在本子上抄《新華字典》。
這一階段是生命中無可替代、具有鑄型作用的歲月。那些經閱讀而來的信息,不知不覺滲透進少年的頭腦,充實、塑造著他的精神世界,初步形成了他的思維觀念和對應然世界的構想。
佩甫的小說世界,有一個理想社會的基本圖景作為底色(或者參照),是他審視社會現實、批判人性人情的標尺。這圖像難以準確具體地描述,但有幾個核心特征清晰可辨:社會運行公正、平等、仁義、有序,人們衣食無憂,友愛互助,有尊嚴,講道德,愿奉獻(這是不知不覺浸入他骨血的儒文化)。因此,佩甫的小說,除呈現實際生活之外,還寫了延伸出現實的可貴部分,那是佩甫對應然世界的思索和探尋。這是他小說的關鍵意義所在:心存應然,寄寓文中,以期產生照見、更正現實的力量;反映現實,不止于現實,還有他對現實的否定,進一步建設的諫言和希冀。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城的燈》,劉漢香是他在中原大地高高掛起的精神燈塔,迸射出耀眼的精神光芒,照亮了一大片灰暗中的鄉村。李佩甫更渴望的,是照亮每一個翻開書頁的讀者。劉漢香這個形象,就來源于早期閱讀經驗,比如古麗雅,比如王寶釧。
小說是我越來越喜歡的文體,它容量大,空間相對開闊自由,作者可以虛構出多于、好于現實世界的部分,可以置放進時代匱乏的寶貴東西,還可以收藏作者的思想、情緒和隱秘心事,可以曲折地“借尸還魂”,說出不宜道來的態度和判斷。
知道了文學的高度在哪里
試想一下,如果佩甫這代“50后”作家們,沒有在20世紀80年代“吃”進山一樣壓到面前的外國文學作品,他們的創作面貌會是什么樣?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作家的黃金閱讀期,他們張開所有的毛孔,吸收西方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和大量哲學、心理學等方面的文化營養。但丁、歌德、拜倫、卡夫卡、托爾斯泰、艾特瑪托夫、米蘭·昆德拉、馬爾克斯、博爾赫斯、貝克特、尼采、弗洛伊德等蜂擁而至,佩甫應接不暇,大口吞咽著成分繁雜的“洋面包”。盡管,他那時感到消化起來有困難,但是,他知道了文學的高度在哪里。
知道了文學的高度,就有把創作放進去衡量的坐標系,不會因一兩篇文章受到好評而知足自得,志存高遠眼里有峰頂的人,知道每一行文字都是向上的階梯,唯步步踏實著走,堅持不懈。
文字的上行,靠堆積作品量行不通,主要靠認識的不斷提升。20世紀80年代,佩甫跟同時代作家一樣,邊借鑒摸索著習作,邊苦苦琢磨自己在基本問題“寫什么怎么寫”上怎么做,自己要在文學版圖的哪里嵌進個人的獨特存在。這個過程不可省略,很痛苦,考驗人、折磨人。后來,佩甫產生了自己的領悟:“思想不能掉下來”“讓認識照亮生活”。這讓引領、旁觀他們這代作家成長的南丁心里暗暗稱贊:“別看他不吭不哈,寡言少語,卻有心計,有大志,內秀呢?!?/p>
創作的核心是認識,認識的境界決定作品可能抵達的高度。閱讀——閱讀書籍、閱讀世事,然后專注思考,是形成認識的途徑。后來,佩甫大量閱讀歷史類、社會類書籍,還大量看地方志,凡是能找到的都認真看,是在自覺將閱讀面積擴大、深化而間以大量行走,以不斷豐富經驗、提升認識。
20世紀80年代末至2000年之前,佩甫寫出了長篇和中短篇代表作《金屋》《羊的門》《黑蜻蜓》《無邊無際的早晨》等,追根究底地將人的生活與歷史、社會之間的生成關系,以“植物/土壤”來寓言,塑造了映射中國生存規則和時代發展風潮的典型人物呼天成、楊如意等,讓人至今感慨唏噓。
因為文學作品可以是“鏡與燈”,能體現“人類想象力及精神生活的高度和極限”。所以,盡管佩甫這些作品已經引起廣泛討論和大量肯定,但他還是緊張,高度警惕,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保持在線上,不要下落。他知道,文字滑下去容易,再上來困難,要付出許多心力,還不見得如愿。
凡事不能松一口勁兒
寫到經驗消耗和敘述都用得差不多時,作家就到了瓶頸期,作品難以創新,而讀者因為對他們的接受和信任,反而加高了期望值。這個艱難的尬境如何突破?
《羊的門》后的佩甫,就和同時代其他“50后”作家一樣,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瓶頸期。他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希望能順利渡過。有些作家大幅度擴展寫作的經驗范圍,努力維持作品持續發表或出版的在場狀態,但能提供的新東西少之又少;有些作家努力學習和思考,更加沉靜專注,讓自己無論如何始終保持“學習—探討—發現”的良好狀態,期望獲得新的能量,沖過這一關。
“凡事不能松一口勁兒”,日復一日地自我砥礪、不斷生長,突破寫作上的難關,才會有新的可能。
21世紀之后的佩甫,從對歷史、社會發展與人們生活關系的追問,過渡到了對命運的追問。當記憶中耳聞目睹過的人、事兒在心中來回翻騰時,他漸漸覺得,環境與人的關系也并不絕對,有些事情,不在因果鏈條的解釋范疇。有些人的遭遇,前后關系明確清晰;有些人的,卻不合邏輯,難以理喻。困惑越來越多,他開始大量鉆研關于命相的書籍,可將書中的信息和記憶中的具體人對照著琢磨,卻難以印證。他“像是得了魔怔,完全陷進去了”,困惑有增無減。怎么解釋呢,這命?
《生命冊》就是在這個過程暫時落定后的追問。盡管仍然是中原人的時代生存,但他著力的重心,不僅是環境與人的關系,而且細述了許多人在長及一生的經歷中真實有力卻難明所以的生命狀態或者命運,是為《生命冊》。
從《羊的門》到《生命冊》,其間的轉移雖然不徹底,但佩甫在調整和突破上付出的努力,可以想見。
佩甫的寫作,得益于他能專注,少旁騖,肯下功夫,許多在別人那里輕易被掛礙、誘惑或逼壓的東西,在他這里不好發揮作用。不甘流俗,不能懈怠,盡可能讓創作上需要的時間精力得到保障,就會在處世上難以周全(有時,人情交往中大家以為應當、正常的日常溫暖,可能都會給不起)。
不能兩全,有得有失,從來都是。想清楚了就好,有什么呢?
近些年來,佩甫多次強調閱讀的清洗作用。我猜,或許是越來越多為謀生不講吃相沒有底線的事情,讓他強烈感覺到,重視生存和實際利益的人們,已經讓大家的共生空間灰塵彌漫,很難找到“一片葉子是干凈的”。因此,讀者認為《生命冊》中的吳志鵬并非和呼天成、劉漢香并列的典型形象,但佩甫對他格外重視、情有獨鐘。他覺得吳志鵬是“通過大量閱讀,通過知識不斷清洗自己、認識自己”的人。
閱讀之于佩甫,早已經內化為生活習慣,內化為生命需要了,像柴米油鹽一樣。佩甫已切身體會到《詩經》所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重要和美妙了。閱讀,增長知識、豐富調整思想,甚至助力寫作,都是其次;閱讀的終極,是為了善化攜帶著不堪人性行走世間的“無毛兩足動物”。那些封存著人類頂端智慧的經典書籍,字字句句都是負載著如此希望的諄諄教誨。
但是,不聽讓真知灼見的存在好似虛無,不信或表演性的嘴上信,讓慈悲勸誡和老實較真人一樣,淪為社會中被冷落、被歧視的愚人愚言??鬃尤绻驹诂F在的人群中,特別滿意地贊許自己“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特別天真自得地宣示自己“朝聞道,夕死可矣”,很可能,隨便誰接上一句,恐怕都是“傻吧?腦子沒病吧?”
寫到這里,不由想起佩甫在《文學的標尺》中的心聲:“文學是社會生活的沙盤。作家面對急劇變化中的社會生活,我們思考的時間還遠遠不夠。當一個民族的作家不能成為一個民族思維語言先導的時候,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
編輯:胡霞 慕雨霏